《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

【2019-06-01】

  安顿好孩子们,我开始寻找一个固定住所,每天都跑出去找房子。我不相信周围高楼林立而我找不到一个立身之所。不过由于战争的缘故房源的确很少。我看了一些转租的房子,但是他们不肯接纳有孩子的家庭。突然运气来了,我听说朋友的朋友唐将军打算回国。他在西区大道562号有个四房公寓,在87街和88街之间。我赶紧过去之后才得知唐将军已经答应把它转租给另外一位女士了。我答应了那位女士没有答应的所有条件,为家人争取到了这所公寓:立即开出一张押金支票、买下唐将军的所有家具,并且允许唐将军的儿子唐建文保留其中的一间卧室。

  5月8日被定为欧战胜利日,欧洲战场取得了全面胜利。当时五十个国家的代表汇集旧金山,起草《联合国宪章》。在洛杉矶短暂逗留之后,我们乘火车前往旧金山,受到了整个中国代表团的款待:团长宋子文和顾维钧,以及其他许多外交界的朋友,比如胡世泽、刘锴(Liu Chieh)、 俞国华和于焌吉。我们在奇瑞街上的艾尔克尔特斯酒店安顿下来,一天晚上雪兰生了急病。维钧和他的朋友何士赶紧帮忙把她送入医院,她在那儿接受了紧急切除阑尾的手术。

  我本打算在旧金山安顿下来,但是大会结束之后中国代表团离开了那里。我开始感觉孤独,因此决定前往纽约,那里的朋友比较多。8月初我们登上二十世纪公司的列车开始了三天三夜的旅程,经芝加哥中转后到达纽约。

  当时我的许多朋友都住在纽约市上城西区,大家都想要伸出援手。律师罗伯特·黄在处理我的法律事务方面更是给予我莫大帮助。他写了一份报告,向中国政府详细汇报了光泩的牺牲情况,为所有八位领事官员的亲属争取到了欠薪。因为薪水只付到他们牺牲之前,因此并没有多少。我们从来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赔偿,因为作为缔结和约的条件之一,蒋介石免除了日本政府的赔款。

  孙广禹在西区大道(West End Avenue)和102街分租了一处带有家具的公寓,并为我们在103街和百老汇大街交界的亚历山大酒店(Hotel Alexandria)找了一处住所。亚历山大酒店没有遵循居住时间的规定。于是我们有了一处简陋但舒适的两卧公寓房,起居室的角落里还有一间小厨房。

  当时我考虑的首要问题就是送孩子们去读书。明娜·卡尔霍恩是我在马尼拉结识的朋友,她的丈夫曾任花旗银行菲律宾分行行长。战争刚开始明娜就离开了菲律宾,而她的丈夫亚历山大则被监禁在圣托马斯大学拘留营。她安排蕾孟进入了一所女子寄宿制学校艾伯特学院,并帮蕾孟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我听从了徐爱华的建议,送雪兰和茜恩去了市区的比尔克瓦滕学校,她的女儿玛丽琳也在那里读书。

  安顿好孩子们,我开始寻找一个固定住所,每天都跑出去找房子。我不相信周围高楼林立而我找不到一个立身之所。不过由于战争的缘故房源的确很少。我看了一些转租的房子,但是他们不肯接纳有孩子的家庭。突然运气来了,我听说朋友的朋友唐将军打算回国。他在西区大道562号有个四房公寓,在87街和88街之间。我赶紧过去之后才得知唐将军已经答应把它转租给另外一位女士了。我答应了那位女士没有答应的所有条件,为家人争取到了这所公寓:立即开出一张押金支票、买下唐将军的所有家具,并且允许唐将军的儿子唐建文保留其中的一间卧室。

  下一步我需要找份工作。光泩补发的薪水和我随身带的钱都无法维持太久。唐将军的儿子唐建文和我们住在一起,他在联合国人事部门工作。每天他都会带回来各种空缺岗位信息。一天唐建文带回了一份“礼宾官”的空缺岗位说明,我觉得自己能够胜任,于是打电话给时任托管及非自治领土情报部助理秘书长的胡世泽寻求帮助。他先是取笑我:“幼韵,你不能工作。否则要每天9点准时上班的!”不过他还是给秘书长行政办公室的安德鲁·科迪埃(Andrew Cordier)打了电话,后者又安排我与礼宾司司长让·德努(Jehan de Noue)见面。我向让·德努讲述了作为外交官妻子的经历,他立即就问道,“你可以周一来上班吗?”我的起薪很低,只够付房租。

  尽管我的薪水即使在当时也不算高,但在其他方面还有所补偿。其中之一就是同事们,他们都不是寻常的行政人员,而是优雅、彬彬有礼的国际团队。另外一项福利就是优渥的假期。我们每个月有两天半的年假,每年就可以累积三十天。这意味着我每两年就可以休两个月的探亲旅游假,联合国还会为我和家人提供乘坐头等舱的费用。(连载十七)